梁文道是一池濁水，投石。投一塊石，擊起來池底的泥花，比他本人更要精彩。為梁文道辯護、擊敵的文藝青年，十有八九，都不願說到文章的段落裡。
在他們眼中，梁文道是梁文道，他這樣寫，一定有他的道理。梁的話再離譜，他們都有一套說話去為之解釋。他們也跟梁文道一樣，愛在小枝小節上打轉。於是，連梁文道「近年皈依佛教」、「兩岸三地的經歷讓他眼界更闊」、「你們不了解他」之類，都權充為辨護的理由。更不要說那些等而下之的，任何批評者，皆從屬人民力量、都是「教主」的門徒。這些人片言隻字的辯才，大概就是如此程度，也永遠不肯回到白字黑紙的紙本去為自己拿些理據。
梁文道在香港電台節目中說到中港問題，強調自己的政治立場沒變，因為「支聯會在深水埗開六四紀念館，他有去揭幕。」於是，「信佛」和「支持平反六四」，彷彿成了一個無人可以質疑的貞節牌坊。彷彿「信佛」的人，就不會鬼迷心竅，走得太遠、望得太高，看不見一個小城每天被強姦的痛苦。許多政府高官也信耶穌，這又如何？最終我們評價此人，還是看他做了甚麼、說了甚麼。
你盡可以講，梁文道這支筆只是換了個方式，是人家不理解他的「境界」，這一點，人言人殊，大有辯駁空間。然而，拿「道長修佛，滿筆慈悲，莫要苛責」之類的理由來叫我閉嘴，就實在太過可笑了。
一支蠟燭上有多少個天使在跳舞
最可悲的是，「六四」是一個誰人都可以拿來做金身護罩的題目。「我也是支持平反六四的，你怎能質疑我？」梁文道在節目中，最終還是叫我們應該忍受大陸遊客的一切言行，因為「我們是真的正在改變大陸的」。究竟我們怎樣以被人搶佔床位、學額、街道、樓房、甚至眼巴巴看著整個社會沉淪的方式來令他們改變，我真是怎想都不明白。
看梁文道這邊廂高談六四，那邊廂大講「中港一家親」，實令我思及，在我們的政治文化中，六四已成為一種至高無上的圖騰。我們只顧六四，濫情至夏商周，而不顧我們實際的街道、城市、末來。六四是我們政治的形上學，我們廿多年來的狂迷和投入，就好比中世紀的神學家花上幾個月辯論一支蠟燭上有多少個天使在跳舞，而不顧街上橫行的黑死病。
我們太過哀傷，而渾然忘掉現實的中港關係早已丕變，我們的六四形上學已無助於解釋我們的現實處境。我們要怎麼處理一國與一城的關係、乃至於每一個衝關走數的大陸孕婦，早就被淹沒在每年那些維園的口號當中。
既然六四式的哀悼情緒，以及其連帶的那一套思考模式和世界觀，已經運行多年，我們也不想再去改變。乃至於我們對那些熱情的學生的景仰，竟然也全部「過繼」到今天那些一臉蝗相的大陸移民身上。還自作多情的以為自己可以像廿三年前那樣、由上而下地「包容」他們。
就算現實形勢已經不同廿三年前，我們也樂於繼續行禮如儀，並且幻想著自己可以用犧牲自己來改變中國。
風雅過活，還是撕破臉皮
梁文道寫甚麼，他的支持者在維護甚麼，其實都不真正重要。真正令人極為焦慮的，是這一套與六四情結密不可分的形而上政治文化。這套政治文化追求的只是自我感覺良好，不願面對那些撕破臉皮，都要勇敢面對的現實問題。
我們就好像十九世紀的歐洲人。明明世界已經改變了，工業、科學、民族國家紛紛誕生，一個大變局已經攤在眼前。然而當時的人還躲在禮拜堂辯論著神學問題，躲在形上的世界逃避現實。
我們的政治青年，又何嘗不是躲在六四的悲情裡，做著那些與中國人相濡以沫、同聲一哭的美夢，而不敢面對這個率獸食人的國家已經來到跟前，我們是要回應的。我們是要給自己、給他們一個說法的。但是多年以來走在最前線的他們，這些年來，都沒有給出一個新的世界觀，多年來還是一味叫你「追求民主中國」。彷彿中國民主化，一切問題就會解決。中港兩地的發展和歷史差距，一下子就可以同床同夢。
偽和藹或是狂書生
香港的「知識分子」是個怎樣的東西呢？他們在街上看見一個抱著孩子小便的中國遊客，必定不會撕破臉皮，直斥其非。我們只敢悲憫、只懂東拉西扯的談論虛無飄渺的歷史文化，卻不敢對中國人說一個義正辭嚴的「不」。
因為悲憫令我們感覺良好，誰都能下台，誰的面子都擱得下去。就好像劉曉波被人抓到牢中，也要大義凜然地說一句：「我沒有敵人」。我們每個人都想面面俱圓，不得罪人。滿街都是「文化相對主義」的偽和藹，沒有一個膽敢指明鹿馬的狂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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